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实施的义工服务形式，配合政府机构改革，建立公务员义工服务制度，倡导公务员做义工，使之成为政府工作人员普遍的自觉行动，将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。这是深圳市罗湖区政协委员冯小炬日前提出的建议。

　　对于冯委员提议的“公务员义工服务制度”，我是举双手赞成的。诚如其阐释的愿景，这么一来既可以促进干群关系，又能助于官员深入体察民情，从而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。可是，赞成归赞成，愿景归愿景，关键在于成效是否如愿景一般。

　　制度的建立首先是形成约束力，规定服务的时间、范围以及相关要求等。虽然区域内各级政府或许可根据制度自行安排，但落实到具体个人时，无疑就成了硬性要求。文件一发，谁人不听？

　　我们可以这么设想一下，当官员们浩浩荡荡地来到社区时，且不说当地居委会不会盛大地举行欢迎仪式，就说凭借着一方官员的身份，当地居委会安排其怎样的义工劳动？是简单的扫地洒水，还是与老人家聊聊天？这样的义工劳动看似更趋向于领导慰问活动，与义工服务相去甚远，形同过过场般儿戏，还能期待了解怎样的民情？

　　同时，一项制度的建立需要配套相关的考核体系。冯委员于是提议将“义工服务要列入干部年终述职考核的内容”，冀望于从归宿上促动公务员参与到义工服务中。

　　但是，义工服务的最初愿景是向社会提供无偿志愿性服务，一旦列入公务员年终考核内容中，这样的义工服务就难免有些变味。为了考核高分或是得以助力晋升，许多官员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“表现”机会，在义工服务期间勤勤恳恳，体察民情，过后则若无其事，如同耳边风。因此，将义工服务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之中很容易演变成官员的“个人秀”，个中的意义自然就与义工服务的愿景相去甚远了。

　　国外发达国家的公务员义工服务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？公务员在当地身份与普通群众平等，毫无特殊性可言，从事义工服务也是公务员在安排日常行政事务之外进行，没有时间限定，没有范围约束，自行自愿地参与到社区服务中。

　　难能可贵的是，在发达国家义工服务已经发展成为公民教育，在社会上普遍形成责任道德的共识与氛围。也就是说，发达国家的义工服务制度只是规范对开展服务过程中的相关事项，不需要对义工有任何定性定量的要求。显而易见，义工服务已经成为“公民义务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所以说，赞成“公务员义工服务制度”的提法，但是目前仍不具备实现的现实条件。这样的制度不仅依赖于国家经济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，还依赖于公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。

　　况且，如果能发展成为全民义工，还需要区分是公务员还是群众参与义工服务吗？其实，在区分之间已经定位了公务员的与众不同，无形中凸出了公务员的特殊性，相对于义务服务平等性参与来说已然背道而驰。

　　义工服务何必拿公务员开刀呢？倒不如大力发展全民义工服务体系的建设及教育，这样或许来得效果更好许多，也更实际些。